王建老师说，总有人对危险的感知更强烈，他对可能性的预测包含了悲观主义的结论，这能够让他反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乐观主义者。 鞠安红说，他总是想太多，想太远，想太深，我觉得他思虑太重，活得很累。 王建老师说，你错了。 安红说，他并不真的快乐，并因此失去了很多快乐，我每次看到他都是心事重重，凡事总趋向坏的推理，他是一个小心翼翼、如履薄冰的人。 王建说，你和他恰恰相反。 安红说，我很少考虑后果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好事发生，我比他更加自由。 王建说，一个麻烦缠身的人，没有资格谈论自由。追求欲望不是自由，管理欲望才是。 王建说，你相信一定会有好事发生，并把它当作轻率和任性的借口，然后把轻率和任性当作自由。 想想你自己，你的很多决定忽视了风险和成本，所以你陷入太多麻烦，这是你的代价，你难以负担这些代价，为了支付这些代价，你会用冒险来押注人生的筹码，从而招惹更多更大的麻烦。这是个恶性循环。 你说你自由，可你也未必能过好这一生。你的自由在你的困顿面前，只是强留的自尊而已。 安红说，这是乐观主义者的宿命。 王建说，这只是你的宿命。如果乐观主义导致了悲观主义的结果，那所谓的乐观就只是短视的托辞。 你看到他思虑过重，但并没有看到他肉身轻盈。王建老师说。 如果一个人肉身轻盈，那他必然更少负担，一个没什么负担的人，自然比负重的人更加自由。 他的自由，是他用思虑换来的，是他的思考给他带来了自由。自由珍贵，所有珍贵的东西都难得，把即刻的放任当作自由，是对自由的污蔑。 你和我，都没有资格把他人的思考当枷锁、谨慎当困顿，当我们越看轻一个人的克制，我们就会就越暴露自己的浅薄。 王建说，我看到太多人迷信箴言，却不知道箴言推断出来的过程；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，也许只是为了不让巨石从身上碾过；歌唱生命的诗人，常常会用自杀来结束生命；把恶习当本钱来炫耀的人，他的本钱通常只剩恶习。一些类比总会以不同的方式揭示相同的理解，这些理解只对思考的人有效，当它们表达出来，它们就失去了它们的理解，因为表达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，这也是另一种维特根斯坦的沉默。 当你对他评价，你就是在凝视他，当你凝视他，你凝视的其实只是你自己，因为你试图用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取代他存在的合理性，可他的存在并不因为你而合理。 所以你看，他从不在乎你的评价，因为他知道他人即地狱。 安红说，我在听。 王建说，我相信，人一定有一些天生的特质，一些礼物，这些特质会慢慢决定一个人的选择，然后这些选择又塑造这个人的性格，人的性格又会决定他的经历。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经历，就会把这些经历命名为命运。 但是这些礼物并没有这么容易收取，当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礼物，那他就会具备一些品德，这些品德能够让他拥有自我同一性，并想要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。这跟他的物质成就无关，人最大的成就应该是成就自我，而什么是自我，只能由本人来定义。 安红说，谨受教。 王建说，他可能找到了自己的礼物，你找到了吗？你从你的人生里，是否也曾感受到美呢？那些并非表象的、更加本质的美，那些确定性的美，那些理解的美，那些值得去追求的美，那些进步与渴望、挣扎与求索、沉思与蜕变、自省与超越，你找过了吗？ 安红说，对不起老师，我没有找到，也没有找过。 那你去找吧，就像他一样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应该还来得及。 王建老师指着沙发上昏昏欲睡的我，对安红说。 我的在场似乎只是它们对话的背景，当然我毫不在乎，也从未在意。 特别